「好像每次跟你見面，我都處於最低潮的時候。」
這 10 年來一直跟我保持聯絡並接受採訪的石田健司（38 歲），一邊苦笑一邊告訴我他的近況：他做的是日領派遣，每天縮衣節食過日子，生活非常不穩定。
日領派遣的時薪在一千日圓上下（約新台幣 273 元），就算做一整天，拿不到一萬日圓（約新台幣 2,739 元）也是常有的事。雖然有時做臨時工可拿到一萬日圓，但是不能挑工作。
有工作的時候，大家會在靠港口的車站集合，年紀從學生到中年人都有，但年紀越大的人，表情看起來越沉重。有時候要確認中國製糖果是否都整整齊齊地放在箱子裡，有時候要製作小鋼珠台。大家拿著從天花板上垂吊下來的電動螺絲起子，將螺絲轉進小鋼珠台的八個地方，從早到晚就一直重複這個動作。一個星期內，可以把螺絲旋入 1,500 台小鋼珠台裡。
日領派遣的時薪在一千日圓上下，就算做一整天，拿不到一萬日圓也是常有的事。圖／Shutterstock
「時薪幾乎不到一千日圓。日領派遣大多是外國人在做，在工廠指導大家怎麼做的人當中，也出現越來越多的外國人。」
在專門做飯糰或麵包提供給便利超商的食品工廠裡，外國勞工占了大約一半，大家幾乎都不會講日文。提供熟食給超市的派遣公司，是由菲律賓人在監督大家，雖然戴著口罩，但在工作時仍然大聲談笑。外國勞工裡也有很多認真的人，但健司只要想到自己也是在其中工作的一分子，就覺得很不安。
「日領派遣是因為需求改變才存在的工作。現在這樣的工作內容，是永遠不可能成為正職的。」
除了要有這樣的覺悟，日領派遣還存在其他風險。
工地現場之類的派遣都是結束就沒了，所以無法一直持續；工廠的工作也一樣，如果能理解全部的流程或許會有所不同，但是以非長期為前提的日領派遣來說，能學到的頂多就是打釘之類一小部分的工程而已。
有些日領派遣打著一定有工作可接的招牌吸引人，健司也曾心動過，但這種工作的日薪大多是 6 千日圓，想要維持生計十分困難，更別提要存錢了。雖然健司也想找至少日薪一萬圓的工作，但這種工作很少，這樣下去連社會保險也沒辦法加入，國民年金和國民健保也很不穩定。
「很難從這種結構中脫離啊！明明年輕人的勞動力減少了，為什麼我還是找不到穩定的工作呢？」
他向我丟出這樣單純的疑問，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中年打工族跟健司有相同的煩惱。
打工族也曾有賺很多的時候
健司生長於東京的下町，他在即將升高三前休學，有兩年的時間在超商或餐飲店打工，過著所謂的打工族生活；即使這樣月收入仍有 30 萬日圓左右，在衣食上不虞匱乏。
只是在狹小的店內做久了，健司開始出現「想做能晒到太陽的工作」的想法，於是找到了宅急便公司的工作，開始利用腳踏車或機車送起貨來。
在狹小的店內做久了，健司開始出現「想做能晒到太陽的工作」的想法，於是找到了宅急便公司的工作。圖／Shutterstock
這種工作是接受大公司委託的自由工作，跟企業簽下業務承攬合約之後，每天都有源源不絕的工作寄到手機信箱裡；不過如果拒絕太多次的話，別人會認為你沒信用，漸漸地工作就不會上門了，因此不論什麼樣的工作健司都會接。東京都內不用說，連東北地方他也曾騎著機車送貨過。一天跑 100 公里，費用依照距離不同有所變化，扣除利潤之後剩下的就是健司的收入。營業額一個月大概有 50 萬日圓，不過平均每個月實際拿到 20 萬左右；雨天特別好賺，只要肯接的話，實領可以達到 40 萬日圓以上。
「就算高中沒念完，只要努力還是有希望的。」健司就這麼咬緊牙根努力著。
這樣的工作持續了 6 年，雖然工作單位一直在變動，但不管怎麼變都只算是自營業或打工。這段期間內，外送員的工作範圍還加入了 IT 的業務。健司從別人那裡得知有知名的電腦廠商在徵求「維修工程師」，也就是修理印表機的外派員。只要去進修兩個月印表機的相關網路系統知識，就可以上工了。時薪是 1,300 到 1,500 日圓，相當不錯，也因此健司期待著「這是可以提升自身技能的好機會」。
健司雖然掛上了電腦大廠的員工證，趕到顧客的工作現場接受指示提供服務，但實際上健司是跟其他公司簽下承攬合約，所以其實算是「偽承攬」的狀態。
所謂的「偽承攬」，在書面資料上雖然是承攬（委託）契約的形式，但實際上卻是勞工派遣的狀態，基本上是違法的。所謂的承攬，原本指的是在工作完成時得到相對應的酬勞（日本民法第三六二條），但是在工作現場依照發包公司的指揮從事工作的狀態並非承攬，而是派遣勞動。所以被外包好幾次之後，搞不清楚真正雇用者是誰也是偽承攬常見的特徵，除了職責所在很難界定外，也很容易發生無法遵守基本勞動條件的問題。
健司的例子就是典型的偽承攬。在「三重派遣」的情況下，他感到很不安，認為「在這個業界沒辦法安穩地工作」，所以決定另覓他職。
健司雖然掛上了電腦大廠的員工證，但實際上健司是跟其他公司簽下承攬合約，所以其實算是「偽承攬」的狀態。圖／Shutterstock
被奪走的「穩定」二字
這時健司跟交往很久的女友有了想結婚的念頭，所以無論如何他都想走上正職員工的路。
筆者在 2005 年時開始重視雇用不安定是否妨礙結婚的問題，近幾年來也不斷以數字來做驗證；除了總務省統計局〈就業構造基本調查〉有著最詳盡的資料外，勞動政策研究暨研修機構〈年輕人的就業狀況、職涯、職業能力開發的現況〉中，顯示了雇用型態對結婚有明顯的影響：
男性有配偶的比率，25 到 29 歲的正職員工中有 31.7%，但打工、計時人員、派遣、約聘、外包人員等「非典型雇用」全體卻只有 13%。「非典型雇用」中，若只看打工或計時人員的話，只有 7.4%。30 到 34 歲中，正職員工為 57.8%、非典型雇用全體為 23.3%、打工或計時人員為 13.6%。可以說，有「正職」是男性結婚的條件之一；該調查還指出年收高的男性有配偶的比率也高。
2008 年 9 月，健司被一家中小型的圖書印刷公司錄用，經過 3 個月的試用期，看似可以成為正職員工了。上班時間從早上 9 點一直到工作做完為止，有時還會到深夜兩點，月薪 25 萬日圓，這是健司人生中第一次加入社會保險。健司任職時，公司業績很好，工廠產能全滿。排班是兩班制，也有夜班，若加上加班費，月薪將近有 30 萬日圓。
「我就快要成為正職員工了。終於能在新婚生活之後，過著安穩的日子了。」
如此高漲的期待，卻因為發生雷曼風暴而改變了健司的人生。
雷曼風暴是以 2008 年美國大型投資公司雷曼兄弟破產為發端而引起的世界性金融危機。雷曼風暴影響了全世界，當然也包括了日本經濟。隨著日圓高漲，出口製造業陷入不利的情勢，國內各工廠充斥著「派遣中止」的情況，被逼到成為遊民的失業者暴增。2008 年 10 月 28 日，日經平均指數在泡沫經濟之後來到了最低的 6994 點。
其中打擊最大的就是金融業跟不動產業了。健司的公司主要是印製不動產業的印刷物，所以業績一落千丈，工作量大減。不但加班沒了，實拿的薪水也減成 21 萬日圓，社長對健司轉成正職這件事也開始採取拖延戰術。
「這樣我可能還要兼個打工才能賺到錢了。」
健司察覺到公司的情況之後，放棄了正職員工的夢想，決心找其他兼職。他選擇把圖書印刷公司高時薪的夜班當成打工，白天則是做日領派遣，這樣合計的薪資大約有 30 萬日圓。
開始日以繼夜地工作之後，他跟妻子幾乎見不到面，一年之後夫妻感情生變，走到離婚這一步；而圖書印刷公司的工作量也變得更少，最後連這份兼職都不保了。
雷曼風暴改變了健司的人生。圖／Shutterstock
只體驗過一次的「正職員工」經歷
「我已經什麼都沒有了。」
健司離開曾經跟前妻合住過的大樓，搬進共租公寓開始過著日領派遣的日子。
共租公寓是將已經廢棄的工廠重新改建的房子，住了大約 30 到 40 人。裡面用隔間來劃分空間，房間就是大概兩個榻榻米大的空間，裡面隨意放置一張上下鋪的床。油的臭味久久不散，灰塵很多，很容易讓人喉嚨痛。因為沒錢，生病也沒法看醫生，就算是樂天派的健司，到了這個地步也快撐不下去了。
即使這樣仍然不能放棄希望，派遣公司介紹了一份工作給健司，在宛如地獄的生活中，健司彷彿看見了從天而降的蜘蛛絲要來拯救自己。
「就算是日領派遣也沒關係，只要每天都有工作就好了。即使是正職員工也有可能會因為好景不常而被資遣。公司要是倒掉就什麼都沒了，所以我不能依賴別人，一定要讓自己擁有獨立自主的生活。」
健司過了兩年的日領派遣生活，期間也繼續求職，找尋自立的可能性，這時終於有了成為正職員工的機會。
一開始健司是以派遣員工的身分進去的，社長、上司和健司三個人一起打拚事業，在 3 年半的時間內員工增加到 10 個人。當拿到第一次的「月薪」時，健司終於在沒有明確契約的情況下成為了正職員工，月薪實領約 17 到 18 萬日圓。健司以 IT 支援行政人員的身分常駐在知名服飾公司總部，工作內容是負責處理客戶端收銀機等系統方面的問題。
健司白天在門市要做電腦導入及執行的工作，詢問故障等問題的電話總是絡繹不絕，一直要到晚上才能專心處理店面的事。在勤務時間內要完成工作相當困難，而週末更是會從全日本兩百間門市一口氣湧進超過一百個問題。
為了逃離這樣誇張的工作量，健司離職了。他曾經體驗過的「正職員工」也僅只這次，直到現在他仍是以日領派遣的工作維生。
社會保險制度中，被遺落的一群
像健司這種工作形式，在社會保險制度上是被遺落的一群，他們連醫院都不能去，因為非正職員工連投保民間保險的錢都沒有。
其實還是有支援這一類非正職員工的機構，可以讓他們安心工作，那就是由勞工工會營運的共濟互助組織。例如日本醫療勞動工會旗下，就有提供給從事醫療或看護勞工的「醫勞連共濟」，加入這類互助組織的條件是需要加入工會，而且不管是非正職雇用勞工或是他們的家族都可以加入。配合「生命共濟」、「醫療共濟」、「交通災害」的「組合式共濟」，保費最低一個月只要 800 日圓。如果因為流行性感冒之類的病請假 5 天以上時，也可以拿到請假給付，造福了時薪或日薪制工作的非正職員工。
日本醫勞連的共濟負責人表示：「同時加入共濟跟工會的人可以認識其他夥伴，在職場中不會再被孤立，在跟公司交涉改善勞動條件時也變得比較容易。」
只是我們不禁要問：這種社福安全網的建構，不就是國家該做的嗎？
圖／時報文化閱讀網
《關於作者》
小林美希 こばやし みき 勞動經濟記者
1975 年生於茨城縣，水戶第一高中、神戶大學法學部畢業後，曾任株式新聞社、每日新聞社《週刊經濟》編輯部記者，2007 年起以自由記者的身分活動。
主要著作有《深度報導 托育崩壞》、《深度報導 看護的品質》、《深度報導 托育差異》（以上皆為岩波新書）、《希望丈夫死去的妻子們》（朝日新書）等。
備註：本文摘自小林美希的《中年打工族：為什麼努力工作，卻依然貧困？日本社會棄之不顧的失業潮世代》。由時報出版社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吳玲臻
核稿編輯：林欣蘋
July 21, 2020 at 04:12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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