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是很久以前的事，他還沒有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工作。
那一次我從柏林到倫敦，我們約了在金匠學院喝杯咖啡。
他告訴我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給了他教授的聘書，問我應該轉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或留在金匠學院。
他說：「我認為我贏了，我也可以放棄我的學術生涯。」
我知道他其實並不是向我徵求意見，因為他已經知道他想要什麽。格雷伯有時在我看來像個大孩子，他也需要認可。他說自己已經贏了，因為他在獲得終身教職前被耶魯大學踢出去的，原因不明， 但他一直懷疑是受他的政治活動影響。他經常談論這一過去。那無疑深深地傷害了他，並迫使他從美國移民到英國。作為無政府主義活動家，能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擔任人類學教授，無疑是一次勝利。我看不到其他大學有這樣的勇氣，因為它們大多數只糾纏着格雷伯所說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在愈來愈多大學裏，研究員的真正工作是申請項目，老師的真正工作是行政。
被耶魯深深所傷
我剛到倫敦不久就遇到了格雷伯。有一位當年還在愛丁堡讀書的朋友Harry Halpin告訴我：有一個人你一定要認識，叫大衛‧格雷伯；也有另一位同事說，這個格雷伯是個天才，你要認識他。有一次我邀請Harry到倫敦演講，會後我們到路易咸路上的一家土耳其餐館吃晚餐，格雷伯也來了。格雷伯說了很多，笑了很多。他的笑聲常常聽起來是想要遮掩他的尷尬。我開始閱讀格雷伯的作品，那時他遠沒有現在這麼出名。他的民族誌以及他對人類學的政治化為我帶來很多啟發，也跟我對超現實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長期興趣有很多共鳴。我決定將他的小書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翻譯成中文（《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碎片》）。他非常興奮，甚至應出版商要求放棄了版權。這是個很小的項目，但是卻花了好幾年時間才順利出版。因為他是用宣傳冊子的方式書寫，再加上濃厚政治性，我不得不添加許多註腳並附帶參考文獻，以讓它看起來像是一本學術書。
付諸行動的夢想家
當時，格雷伯抱怨沒有多少人讀過他的作品。有一天，他說他決定嘗試與一家商業出版商合作，該出版商承諾為即將出版的Debt：The First 5,000 Years（《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做更多推廣。這本書使他成為暢銷書作家，他的近作Bullshit Jobs也上了暢銷榜。有幾年，我與格雷伯經常聯絡。2011年秋天，我在香港待了幾個月後才回到法國。那時剛好是佔領華爾街反資本主義運動的時候。我有點驚訝地發現格雷伯正是運動的中心，並且得知據說他提出了「We are the 99％」這一口號。我那時很受感動，並且非常熱中參與香港佔領者所組織的自由學校談莫斯（Marcel Mauss）的禮物經濟，其後一些參與者也自發地組織了「禮物墟」。雖然「佔領華爾街」運動最後不能徹底地改變資本主義，但它的影響卻非常深遠。格雷伯是個夢想家，如他所說，「如果你不相信烏托邦，那你就一定是個傻瓜」。他最感興趣的是另類經濟，人類學和無政府主義對他來說是完美結合，人類學提供了論證，而後者賦予人類學政治參與的積極性。我對他自己早年在馬達加斯加的民族誌，以及他所引用的民族誌非常感興趣。近年來，我對人類學的興趣愈來愈大，最近跟巴西人類學家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持續有關於多元自然主義的討論。資本主義是一種單一技術文化，由獲利和可計算性驅動。為了確保它的積累，它動員了警察、立法及軍事力量等，以建立有利於競爭而不是協作的秩序。新自由主義經濟根本不是「自由」的，因為它首先是通過國家暴力來實現。這是格雷伯的《債》基本論點之一。他提出的核心問題是：是否可以想像不同的經濟模式，不同的未來？事實上，那些我們被告知是必然的內容可能只是偶然的；而寫在教科書上的歷史也是失實的。格雷伯堅稱，經濟史就是這樣的一種情况。教科書上告訴我們，經濟始於以物易物，這也是貨幣交換的起源。但是，民族學發現這是不對的。經濟既不是從以物易物開始，也不是從個人交換開始。經濟始於信用（最早的債務形式），而交易則基於群體。他對教條主義的批判，開闢了想像不同生活方式的途徑。他所堅持的，想像另一個可能的世界的必要性，就好像律令一樣，在我自己的研究和寫作中呈現。這一律令也在斯蒂格勒 （Bernard Stiegler）的政治理念中佔核心位置。2012年，我和Harry在巴黎開發了一種基於群組的另類社交網絡，旨在彌補2011年運動期間開發的社交網絡，如Crabgrass、Lorea等概念上的不足。格雷伯的寫作也是這一研究的其中一個大背景。
留下珍貴思想遺產
幾年前，我和格雷伯在法國《世界報》上共同發表了一篇有關佔領華爾街影響的文章。我們也分析了香港新自由主義的歷史、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影響，以及政府在促進這一進程中的功能。香港在1998年和2004年取消租金管制和居住權保障，導致租金和房地產價格失控增長。這反過來破壞了個人和小企業生存的基本條件，但很匪夷所思的是，今天提出租金管制卻被反說成不利於弱勢社群。今天，我們離問題的解決方案的距離愈來愈遠。從社會正義的角度來看，政府提出全面的租金管制很合理，就像柏林政府最近就將租金凍結五年。但是，香港不是柏林，對社會正義的追求被憲法所規定的「資本主義制度」這一種非常奇怪的理解所阻擋。歪曲的理解只會保持歪曲，沒有未來的視野。
我想大多數人都意識到我們的世界已陷入一種難以名狀的混亂，而如果這種經濟和這種剝削形式持續下去，疫症大流行只是這個災難時代的開始。恢復經濟的努力不過是維護資本主義秩序的掙扎，而沒有意識到，正是狹隘的資本概念導致我們今天的處境。當我們說非常狹義的概念時，是指我們沒有看到人作為經濟人，即被計算的客體，以外的可能性；它也忽略了人和其他物種之間的關係，人類紀正是這種人類中心主義的自我完成標誌。格雷伯的思想旨在提出另類經濟，它不是基於計算式，而是基於互助和自組織的共同生活。莫斯的禮物經濟對他很重要，同樣彼得．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反達爾文進化論 （以合作來取代競爭）也是如此。在過去10年中，格雷伯的工作鼓舞了這麼多年輕人，去想像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未來。他一直是左翼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格雷伯的作品是我們重要的財富，它將繼續鼓勵我們以不同的方法理解世界，改變世界。
短短一個月，我們失去了兩位重要的思想家，他們是少數能真正理解我們的時代以及改變世界的人。他們也在我的生活和思想中留下了重要的痕跡。這十多年來的思想盛宴，似乎要以某一種方式告終。夜幕已降臨，眼前只有沒有星的天空，以及無盡的憂鬱。夜是怪物出現的時候，也是夢想家們繼續前進的時候。
文//許煜
編輯//王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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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06, 2020 at 03:44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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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一場思想盛宴的終結——悼David Graeber - 20200906 - 副刊 - 明報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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