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8月01日訊】（大紀元記者施萍紐約報導）2000年12月17日，一架從上海起飛的東方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機降落在洛杉磯國際機場。一名身量不高的中國男子大包小裹地拖著五個行李箱，走到海關窗口前，遞上了護照。
海關官員打開護照，這個人的名字叫蔡桂華，持B1/B2旅遊簽證，官員又面無表情地盯了眼蔡桂華，拆開了護照旁邊的信函。
那是一封美國駐上海領事館讓蔡桂華帶在身上的信，蓋著美國國務院的鉛封、水印以及國務卿的簽字。離境前，美國領事囑咐他路上千萬不要拆開，要直接交給美國海關。原來，那裡面有他的全部移民身分信息，幾乎就是人們說的綠卡。
剛通過海關，蔡桂華就停了下來，回頭看了眼身後。在排隊的人群後站著兩個男人，這兩人在飛機上連他上廁所都要一左一右地監視著，此時正一動不動地看著他。看到蔡桂華入了關之後，兩人就轉身消失在人群中了。
蔡桂華這才轉過身來，體會了片刻沒有特務跟蹤的感覺，要一下子把過去二十多年中時時被人盯梢的警覺拋在腦後，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這就自由了嗎？」他邊想邊推著行李，走進加州燦爛的陽光中。
蔡桂華，一個普通的上海工人，也是中國民主黨上海分部的創始人之一，是中國為數不多的參加過78年民主牆、89年六四以及98年成立政黨等三波中國國內民主運動的反共鬥士。他兩次進監獄，失去了工作和婚姻，兩次自殺未遂；2000年底，他終於被共產黨正式踢出國門，開始了流亡海外的生活。
* 上海人民廣場民主牆
蔡桂華1959年出生在上海，出生的時候是一個桂花飄香的8月，所以父母給他取名桂華。他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他從小就是弟妹的保護傘，誰要是欺負他們，他非去教訓對方一頓不可。因為經常闖禍，三天兩頭挨父母的打。
蔡桂華祖父是江蘇省海門縣的農民，年輕時候到上海賣土特產，被共產黨在「三反五反」的時候以「投機倒把」罪名送到江蘇大豐勞改農場關了三年。
祖父的出身是農民，父親小時候卻讀過私塾，後來做了上海市手工業局的保衛處處長。所以，在蔡桂華小的時候，雖然對共產黨沒有什麼好感，但也沒有仇恨。
到了中學的時候，蔡桂華經常看爸爸從單位帶回來的「大參考」、「小參考」報紙，並且開始收聽短波電台，那裡面有鄧麗君的「靡靡之音」，也有台灣的新聞，他感覺人家講的東西蠻有道理的。
到了1977年最後一屆上山下鄉的時候，因為父親喜歡弟弟，想把弟弟留在上海，所以只能讓老大的他下鄉。蔡桂華就被分到了祖父曾經待過三年的那個勞改農場，農場已經改名為海豐農場。農場給他的通知上說讓他去開拖拉機。
等到他美滋滋地跑到農場一看，哪裡有什麼拖拉機，都是白花花的鹽鹼地，他要幹的活就是圍坑造田。這是從他祖父那輩就幹的一種活，幾十年下來，經過長年累月的雨水沖刷，土地中的鹽分才淡了下來。人們把這種鹽鹼地上種植了能吸收鹽分的草之後，土質才會變好一點。即便這樣，這種土地也不能種水稻，都是種棉花、油籽和玉米什麼的。
蔡桂華第一次感到，政府欺騙了他。他住的房子漏雨，一下雨的時候，就是外面下大雨，裡面下小雨，下過一段時間他還要把房頂的水倒掉，否則帳篷就會塌了。知青們早晨四點鐘起床，吃集體食堂，走一小時的路去地裡幹活兒。他們像奴隸一樣開河、挑泥土，幹不好還要挨打，一直幹到晚上六點，天黑了才走回連隊，累得什麼也幹不了，洗洗就睡下了。
這樣日復一日、永遠看不到頭的生活，對於上海知青們來說簡直太苦了，學生們經常哭。蔡桂華記得，當時有人寫了一首描寫知青艱苦生活的歌，叫《黃浦江畔之歌》，後來那個作者被判18年徒刑。
「無數的中國人都像那個作者一樣，只因為抒發抒發感情就被判刑，太苦了，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就是地獄之國。」蔡桂華在知情的農場生活讓他對共產黨以及這個國家的制度產生了不滿情緒。
到農場一年多後，蔡桂華的脖子患了毛囊炎，農場醫院看不好，就給他開了病假條，讓他回上海看。他父親著急了，領著他到處求醫。有一天，他們聽說西藏北路有一個老中醫能治這個病，於是，他和父親兩人坐上公交車去找這位醫生。
路過人民廣場的時候，蔡桂華看見很多人圍在一面牆前面看著什麼，還有一個人站在燈柱子下面演講，很多人圍著聽。他跟父親講：「你先回去吧，我過去看一看。」
這一看不得了，看得他熱血沸騰。那一刻，一種來自生命深處的思想變得清晰，彷彿一個真正的自我覺醒了，他一個小小的知青從此走上了一條義無反顧的反共之路。
那時候共產黨中央剛剛打倒四人幫，華國鋒和鄧小平正在爭奪權利。團中央派人下來到上海演講，他們說什麼對文革的反思、批判出生論、批判「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一直在批評共產黨的錯誤。那時上海人把這種在文革之後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稱為「小陽春」。
蔡桂華感到那些話都說到他的心裡去了，假期結束了他不想回去，就用一種消字靈把假條上的「一星期」字樣，改成了「六個月」，到期了再改，一共修改了四次病假時間，在上海混了兩年。這期間他一直熱衷於中國的民主運動，用他的話說他是「（請）病假搞民運」。
蔡桂華學習憲法，知道了中國人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的權利；他與朋友們探討中國的民主與未來，否定中共的「四項基本原則」，經常到人民廣場去貼大字報。他還寫了兩篇論文，其中一篇題目叫做「論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模式」。
他在論文中說，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欺騙性的制度」，什麼人大常委會，都是橡皮圖章；同時，社會主義制度還是一個獨裁專制的制度，他批判了中共的世襲制、假民主、假法治，他向共產黨呼籲：「開放黨禁」。寫完之後他把這篇文章貼在了人民廣場的民主牆上。這個胸懷天下蒼生的青年當時的年紀還不到二十歲，他給自己取了個筆名，就叫做「蒼生」。
蔡桂華很崇拜孫中山，把《三民主義》看了一遍又一遍，後來也學著前輩要辦刊物，名字叫《復興》，他還寫了篇創刊辭。
那時文革剛結束，老百姓的政治活動一旦被定性為反革命，後果很嚴重。蔡桂華的一個叫王申酉的朋友就被定為反革命，被共產黨槍斃了。所以，他的這些政治活動把父親嚇得要死，爸爸常對他說：「你要把我害死了，你早晚要吃花生米（指子彈），你自己吃不要緊，不要把我們全家都害死啊！」
蔡桂華不以為然，只覺心頭有一團渴望中華民族光明前途的理想之火在燃燒，促使他在反抗共產專制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搞了兩年的民主之後，時間到了80年的6月6號，鄧小平發表了「六六通告」，取締了民主牆。蔡桂華他們當中年歲大一點的人都被抓了，有人判了幾年、十幾年，最長的二十年；還有的被關在精神病院逼瘋了；有一個外號叫「喬司令」的同伴，大名喬仲林，直到前幾年還一直被共產黨關在精神病院。蔡桂華因為年齡小躲過了一劫，公安跟他談了談就放了他。
後來，那些78、79年搞民主牆運動的上海「老三屆」們被人們稱為「人民廣場遺老」，蔡桂華就被稱為「廣場遺少」。
* 六四坐牢
民主牆運動後，蔡桂華的戶口調到了崇明島上的東風農場，在那裡還是幹插秧、挖渠的活。之前在海豐農場的後期，他曾跟一名老中醫學針灸，讀《黃帝內經》，那時他沒有想到，這段經歷為他二十年後的海外謀生打下了基礎。
這時，他的父親因心疼他，利用關係把他調到上海農場局下屬的家具店當採購員。85年的時候，蔡桂華頂替母親的名額進了一家街道工廠當工人，製作鎖頭。他每天的工作是往鎖芯子裡面放彈簧，再放到鎖孔中，厚度高了要磨平，每人一天的定量是3400把鎖，手腳快得要像電影裡的卓別林一樣。蔡桂華的手慢，完成不了定額，所以總拿不到全額工資。
那時蔡桂華已經是大齡青年了，他當時想，如果在這個「小集體」性質的街道工廠幹一輩子，連個女朋友都找不到。所以，當他聽說上海第二鋼鐵廠要到他們這裡招合同工的時候，就天天盯著廠長要名額。86年，他終於如願以償轉到了第二鋼鐵廠工作，還遇到了一名清秀的技校女生，他對她有了一絲心意，想發展關係。
不料這時「六四」學運爆發了，那時他們家已經搬到徐匯區，他的工廠在洋浦區。有一天蔡桂華走到人民廣場的時候，看到人們在那裡遊行，反官倒，反腐敗，他內心的反共火種再一次被點燃，又熱血沸騰地就走進了遊行隊伍中。
蔡桂華先扯出一條「上海市市民自發聲援團」的橫幅，又扯出一條「上海市工人自發聲援團」的橫幅，在人群裡選了幾個領導人，拿著橫幅和喇叭，組織群眾遊行。他一呼百應，遊行時左右各有兩名女學生，他們唱著電影《大浪淘沙》中的「工農兵聯合起來向前進，萬眾一心」，真是威風凜凜，好不風光。
剛開始，蔡桂華他們打出「反官倒」、「反腐敗」的標語，後來感覺這個口號和老百姓距離太遠，內容太抽象，應該提出更接近人民的需求。於是他把橫幅上的內容改成了「反對物價上漲、反對強迫購買國庫券」等字樣，結果一喊，周圍圍觀的群眾都參與進來了。蔡桂華不知道，在他們浩浩蕩蕩遊行的時候，公安一直在後面跟蹤、拍照、錄像。
1989年6月4日共產黨在天安門殺人那天，蔡桂華正在上海人民廣場上遊行。北京的消息一下子就傳回來了，人們義憤填膺。蔡桂華氣憤的組織群眾給警察設置路障，他自己還用刀扎漏了幾輛警車的輪胎。
6月20號，六個警察找到他家，說讓他跟著走一趟。「你有一件事要談一談。」
他問：「去哪？」
警察說：「就去你們派出所。」
結果四個警察把他前後夾在車上，一直開到了南市區蓬萊派出所，對他進行審訊。
蔡桂華剛開始裝糊塗，說他只是一時心血來潮。警察說看見他在廣場演講了，讓他交出演講詞。他說演講詞燒了，警察就一整晚不讓他睡覺，大燈泡子照著他，對他進行輪番「轟炸」。蔡桂華就背著寫了一份演講詞，警察不滿意，讓他再寫。就這麼折騰一夜，第二天直接把他關進了位於南市區的上海市第二看守所。
在看守所中，一個15平方米的監室裡關了三十幾個人，每個人要側著身睡覺。他被關在那裡好幾個月，每星期提審一次，有時候警察嫌他不老實，就給他銬上手銬，搧他耳光。
剛開始，蔡桂華還以為自己可以蒙混過關呢，沒有想到的是，有一天警察手裡亮出了一張紙，他一看心裡大叫不好，原來，那張紙正是他十年前民主牆運動時寫的那篇《復興》雜誌的創刊詞。
警察說：「你還不老實，還說是心血來潮，你十年前就有案底了。我看你是唯恐天下不亂，一有機會就跳出來！」這一下，蔡桂華感覺在劫難逃了。
在看守所裡被關到六個月的時候，蔡桂華終於收到了判決書，上面寫著他的名字、年齡、籍貫和住址，以及某某時間參加上海人民廣場的聲援學生暴亂活動，並且演講煽動，中共以「擾亂社會治安罪」判了他一年半勞動教養。一輛警車「哇啦哇啦」叫了一路，把他送到了一個勞教所。
一下車蔡桂華就愣住了，這不是當年上山下鄉來過的那個農場嗎？也就是他的祖父待過的那個農場。十年前他是被人敲鑼打鼓歡迎來的，現在卻是被警察帶著狼狗押送來的。此情此景讓他感概萬千。
「相隔十年啊，我是舊地重遊，每當想到我兩次來這裡，我的祖父也來過這裡，就感嘆人生就像一個輪迴，真讓人感到無限淒涼。」
在勞改隊中，蔡桂華因為有79年的案底，被流氓犯的牢頭獄霸和那些想減刑出獄的政治犯們格外「關照」，天天挨小板凳打。打得他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的，走路都一瘸一拐的。這樣生不如死的日子過去兩個多月後，蔡桂華忍受不了了。有一天，他偷偷找了一塊玻璃片，藏在枕頭下，想等到晚上沒人的時候割腕自殺。
他後來想，也許是他的神色不對引起了別人的注意？反正那天晚上，營房的鐵門突然開了，管教走進來叫他出去。等到他再回來的時候，他發現自己用來割腕的玻璃片不見了蹤影。打那之後，蔡桂華的挨揍待遇就停止了。
* 成立「中國民主黨」與被離婚
1991年1月28日，33歲的蔡桂華刑滿釋放。他的工作單位倒是沒有開除他，但給他帶了一頂「六四動亂分子」的帽子，使他備受歧視。人們對他戳戳點點，說他「搞七念三」的，意思就是說他吃飽飯沒事幹，盡搞亂七八糟的，很好笑。人們對他說：「中國人的未來和你有什麼相關呢？傻子。」
廠裡每年給工人一次的療養機會不給他，大齡青年分房也沒有他的份兒。小組長、工長、工友都監控他。蔡桂華心裡很清楚，他沒有做錯，他的被迫害經歷以及遇到的醜惡的中国人讓他越發憎恨共產黨。
「我從民主牆到六四，始終痛恨這個制度，痛恨共產黨；六四以後，我又看到了很多醜陋的人性和現象，我就開始探索歷史和人性，我一直問為什麼，真是有十萬個為什麼。」
蔡桂華因為民主牆認識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六四時期又認識了一批民運人士，他就把這兩群被共產黨定為「政治上有污點」的人聯繫起來，他自己成了中心人物。
這期間他在一個朋友家認識了一個女孩，因為用中醫給她治病而獲得了她的好感，一年以後他們結了婚。蔡桂華在被歧視的環境中獲得了的這份愛情，他非常珍惜。第二年女兒出世了，他全心地愛著這個家，日子過的很幸福。
可是這種幸福的日子只持續了短短兩年的時間。當時中國政府要進入世界貿易組織，正在致力於加入聯合國的人權公約。蔡桂華一看，機會來了。共產黨要「講人權」了，他就和另外五個朋友一道，繼杭州第一個在中國境內成立了「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會之後，在上海也成立了「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會上海分會」。
他們趁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的機會，呼籲中共政府取消勞動教養制度，取消收容審查制度。他們在《美國之音》、《美聯社》和《自由亞洲》等媒體上發表了致克林頓的公開信，並在美國總統訪問上海的時候，和總統隨行的五百名記者的記者團見了面。
蔡桂華在世界媒體的閃光燈前侃侃而談，從他的政治觀點談到未來中國的走向，從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談到人類的普世價值。當時，因這一系列的政治活動，他和另外五位朋友被人們稱為「上海六君子」。
「我們看中了中國政治變遷的節點，做這些事情，不想讓中共白白騙取世界的好處。你們不是要講人權公約嗎？我們就讓老百姓知道公約的內容。」
蔡桂華帶頭在上海的復興公園搞了一個「人權公約讀書會」。
剛開始的時候，中共為了進WTO，要「和世界接軌」，所以對蔡桂華他們的活動沒有輕舉妄動。後來，當中共看到中國民主黨的運動在全國風起雲湧，36個省市都有人在當地民政局註冊了民主黨的時候，就動手鎮壓了。
1998年10月30日，蔡桂華和人約好了第二天在公園舉辦讀書會。當天他就被公安請去吃飯，警察對他一通灌酒，然後趁他酒醉的時候把他抓了起來，對外宣布他「嫖娼」。
這一次，蔡桂華因為前面六四被抓的經驗，在公安審問的時候，一個字也不說。
「有了上一次的經驗了，我知道他們說的都是騙人的，所以我『啥也不知道』，槍頂著我我也『啥都不知道』」。
公安判他九個月的勞動教養，因為他拒絕改造，最後被關了一年半。
過後蔡桂華得知，在他被抓之後，其餘的幾個同道就趕緊逃往美國了，而且把他的名字報到了美國國會。蔡桂華的名字在98、99年連續兩年被寫進了美國國會關於中國人權問題的報告中。
在這期間，上海公安派出一個男警察，用美男計勾引他妻子，設計讓她偷出蔡桂華給柯林頓總統寫的信函，並讓他妻子跟他提出離婚。他妻子離婚的理由是：「蔡桂華經常有民運的人來訪來電，我沒有安全感。」
這段時間，蔡桂華又是坐牢，又是離婚，政治抱負屢屢遭到打擊，人生跌倒了低谷。在一次他的家人到勞教所看望他卻遭到勞教所的拒絕後，蔡桂華再一次想到了死。
「我那時對中國未來不抱任何希望了，哀莫大於心死。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蔡桂華決心以絕食結束自己的生命。
勞教所關蔡桂華的禁閉。20天裡他不能躺，只能坐；他絕食絕水四天，並寫了張紙條，上面寫著：「我要是怕死，你們說什麼我都聽；你們要是怕我死，你們就是龜孫子！」
後來監獄看他已經昏迷，一動不動了，就給他五花大綁，抬到外面給他灌食。因為中共當時正在申請進入世貿組織，需要擺姿態，怕他死掉，蔡桂華的第二次自殺企圖失敗。
* 與中共纏鬥 被踢出國門
經過各種折騰，熬過了第二次的一年半勞教之後，蔡桂華重獲自由，這時單位已經把他開除了，他又開始了與中共沒完沒了的周旋。
2000年中共緊鑼密鼓要進入人權組織的時候，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高級特使羅濱遜夫人訪華，要在上海西郊賓館召開新聞記者發布會。時人法新社駐上海分社社長的劉秀英邀請蔡桂華參加。
上海公安局監聽電話得知這件事之後，就強行阻攔他。他們給蔡桂華打電話，拉他去旅遊。
蔡桂華決定逗逗這些警察，他就問：「可以帶女朋友嗎？」公安說：「可以，可以。」蔡桂華就叫上別人給他介紹的一個喜歡講排場的女性朋友，挑了最貴的一家飯店去吃飯。
蔡桂華對這個朋友說：「今天你儘管點菜，如果你點便宜了，這個老闆會不高興的。」結果，那個朋友什麼菜貴點什麼，生猛海鮮點了一大桌。弄的那兩個公安私下裡「推心置腹地」跟他說：「蔡桂華，我們給你參謀，這個女的對你不合適，你養不起她。」
還有一次，蔡桂華知道他的電話被監聽，就故意在電話說要與某某中共要抓捕的大人物見面。這下驚動了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國安的一大隊人馬跑到他們家來抓人。等公安破門而入的時候，看到的卻是蔡桂華與一幫老年婦女嘮家常的畫面。
蔡桂華天天與警察玩貓和老鼠的遊戲。他踩自行車去看朋友，在交通路口專門挑紅綠燈變黃的時候過馬路，因為這個時候是曝光身後跟踪的特務的時候。他從小在上海的弄堂裡長大，七拐八拐就把尾巴甩掉了，然後跑到跟踪的特務身後欣賞他們慌慌張張尋找他的樣子。
蔡桂華所做的這些鬥智鬥勇的事情讓上海市公安局出盡了醜，一個國保處長因此而下了台，蔡桂華很為此感到驕傲。
2000年的一天，美國駐上海領事館的一個叫陸德培的副總領事給蔡桂華打電話，請他去談談。當時美國正在討論是否給中共國「最惠國」待遇，美國國會有兩種聲音。支持者認為，中共經濟發展可以帶動中國人權進步；反對者人數很少。在美國境內的中國民運人士也持兩種不同的觀點。美國方面就讓駐上海的領事諮詢一下中國國內異見人士的看法。
那一天，蔡桂華走進位於烏魯木齊路的美國領館，在一個密室內見到了陸培德。
「美國國會在審議對華永久最惠國待遇，你是什麼看法？」美國人問。
蔡桂華說，「中國人有一句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從歷史上看，共產黨一貫地不誠實，好話說盡，壞事做絕，陰謀詭計多得很，如果打開國門，對他有利的他要拿進來，對他不利的他就會關上門，你們要三思而行。」
陸培德說，「美國這邊的異議人士，有反對的，有贊成的，美國國會的大多數贊成通過。他們的理由是，對華貿易開展可以讓電腦和互聯網都進來，讓中國人了解民主和人權，他們認為這會是一個積極的舉措。」
蔡桂華說，「如果大多數贊成，那也要把經貿和人權『掛鉤』起來。」
「什麼是『掛鉤』？」陸培德問。
蔡桂華就用雙手的拇指和食指做圓圈狀，然後套在一起，美國領事就明白了。
蔡桂華那天還帶了他在勞改場被強迫勞動時做的產品的副本，他拿出一個叫「瑪麗」牌的小學生蠟筆產品的外包裝盒。
他對陸德培說：「國際公約不是禁止中共出口勞改產品嗎？這是我們做的出口產品，所以我反對中國進入WTO。」
蔡桂華和陸培德約了下一次時間，他答應要給美國人帶過來蠟筆包裝盒的正本。4月22日，蔡桂華身穿一件呢子大衣，兜裏揣著一個蠟筆包裝盒，準備到大使館的黑色小鐵門門口，讓保安通報一聲他來了。
正當他走過人們排隊簽證的大門的時候，他看見有中共的警察站在小門處。現在要跑也來不及了，警察們走過來說跟他們走一趟。想到衣服兜裏的證據，蔡桂華大叫起來：「救命啊！有綁匪啊！」
這一叫，給公安氣壞了。一個公安頭兒說：「掐住他咽喉，不要讓他喊！」蔡桂華當即被掐住喉嚨，喊不出來了。
到了警車上，蔡桂華還在想怎麼脫身。他跟警察說「拉肚子，要上廁所」。到了派出所，他裝作內急的樣子趕緊跑到廁所中，把蠟筆盒子扔到馬桶中用水衝下去了。
2000年六四紀念日的時候，上海公安把蔡桂華抓到一個賓館裡，還打了他，蔡桂華也拿起茶杯跟公安對打，結果被警察打得鼻口竄血，警察怕留下罪證，就帶他去洗桑拿，洗了個乾淨。
這時候，上海公安真心盼著蔡桂華能早日離開中國，他們說「你一直不安分，你搞得我們頭昏腦脹了」，他們甚至主動給他辦來護照，不斷地問他「使館給你發簽證了嗎？你什麼時候走？」
蔡桂華知道，中共要給世界一個開明的印象：「中國的異議人士想走就走」。所以他就磨磨蹭蹭，一直沒下決心出國。
上海政保跟他說：「你要一顆紅心兩種準備，要麼坐牢，要麼出國。」
最後，蔡桂華跟美國使館說了他想去美國的願望，美國領事給他提供了一封國務院的信，說他是「公眾影響人物，符合美國國家利益」，請海關放行。
2000年12月17日，蔡桂華在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出境。送行的人有上海的警察和安全部的警察，還有他的父母和親朋好友。他這時心裡有一個強烈的預感，那就是，這一次是他和父母的生離死別，今生可能不會再見面了。
蔡桂華和他的父親一樣，性格剛硬，從來不流淚。從小把他養大的外婆和他的祖父都是在他兩次坐牢的時候去世的，那個時候他都沒流過眼淚；離婚的時候他也沒有流過淚，可是此時此刻他卻心如刀割，胸口堵得疼痛。
他撲通一下跪在父母面前，給父母磕了三個響頭，淚如泉湧。這麼多年來所受的痛苦和委屈一下子宣洩了出來。回顧自己的前半生，他出於良心，為了中華民族的前途投入了三次民主運動，兩次坐牢，失去了一切，到頭來還被迫離開生養自己的父母，從此以後他就要孤獨的浪跡天涯。這是怎樣一個荒唐的國家，容不下一個自由的靈魂？
2009年4月，父親患肝癌病逝。聽妹妹說，父親在彌留之際，含著眼淚念著他的名字，錯把眼前的外孫當成了那個他一輩子打罵的、恨鐵不成鋼的、卻在心裡時時牽掛著的大兒子，最後，老父親嘴裡呼喚著兒子的名字撒手而去。
同一年，蔡桂華加入美國國籍。在宣誓忠於美利堅的時候，他在心裡默默地感謝這個國家。他說：美國，謝謝你，現在你就是我的家鄉，因為這裡是給我自由的地方！
蔡桂華，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在過去的四十多年中，為了反抗共產黨的暴政付出了巨大而慘痛的代價，但是他無怨無悔，矢志不渝。他說，他要繼續為摧毀共產黨這個邪惡的政權而努力，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責任編輯：楊亦慧
August 01, 2020 at 11:08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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