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筆者連同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設計了第三輪的網上問卷調查，內容關於疫情下香港人精神健康；於7月15日（即禁止晚飯時段堂食的前一晚）至18日，總共有1326名本地居民參與調查。我們透過數據，得以窺探香港市民現在的精神狀態；也與3、4月時的問卷調查對比，從而希望歸納出香港市民在精神健康上的轉變。
一場精神健康的災難
根據「病人健康問卷-4」（PHQ-4）的標準（>2分），7月調查的受訪者中有28.9%及23.8%出現中至高程度的焦慮和抑鬱，而以「事件影響量表-修訂」（IES-R）的準則（>32分），34.3%受訪者可能患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與3、4月期間的數字（焦慮：26.9%；抑鬱：18.2%；創傷後壓力症候群：28.6%）相比，有所上升（圖一）。統計數字代表每3個香港人就有1個活在情緒崩塌邊緣——睡得不安、吃得不好、有困難集中精神工作、感到憂慮、焦躁、不安、又或是被重重無力感包圍，對未來失去盼望。
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人們缺乏控制感（perceived control）、安全感（sense of security）、也認為前方是一個未知數（uncertainty）——不知道疫情何時完結、不知道「會爆得幾大鑊」，因而有強烈的負面情緒實屬正常。當持續幾個月有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人口面對着如此強烈的負面情緒，這些不再是個別例子，而是公共精神健康的災難。根據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1997至2018年間，本地自殺率於2003年SARS時是最高的。 當然，令人走上絕路的原因有很多，而疫情影響人們的個人工作、財政、家庭、乃至社交生活及社會氣氛，林林總總都對市民造成精神上的困擾。每種困擾環環緊扣，每種困擾都可能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不少精神健康學者提出，基於人們對新冠病毒及其推進缺乏了解、但疫情卻又對生活各方面影響深遠，社會難免恐慌，甚至陷入精神崩潰的狀態。今次的調查證明這些均非危言聳聽，而是正在發生的危機，可惜的是，我們的醫療及社福系統都似未準備好處理危機。
佛系抗疲？還是我們都累了？
未知之數過多，會造成大腦恐慌，進而導致我們覺得一定要做些什麼滿足大腦，讓它覺得一切如常，不致脫軌。舉例說，疫情一開始時我們都在搶購日用品，甚至通宵排隊買口罩，現在回想起來，大家行為實在有點極端。不過，這些行動的確紓緩了大腦當下的焦慮。若然排通宵就購得口罩，至少我們掌控了一晚的狀况，甚至得到一些回報，大腦就可暫時減壓了。但時至7月，情况又有點分別了，相比3、4月期間的數據（圖二），本地居民仍認為當下疫情嚴重 (以10分為滿分，3、4月期間疫情嚴重指數7.94分，7月為7.83分，數字相若），惟當問及市民自覺有多大機會感染肺炎（以10分為滿分，3、4月分數為5.10分，7月為4.71分），以及市民對自己的防疫準備的信心（以10分為滿分，3、4月分數為6.38分，7月為6.00分）。拼湊這3條問題，我們看到市民心態上的轉變——市民開始「佛系抗疫」，大家評估疫情沒減退，也對自己的防疫準備信心降低，卻心存僥倖覺得自己感染新冠肺炎的風險會減少，簡單來說，就是有些人開始放下戒備心，既來之，則安之，聽天由命。
在理想情况下，我們當然想市民時時保持警覺，緊貼疫情發展，作出相對的防疫措施，然而理想歸理想，現實是當有太多未知之數，人類根本難以作出理性決定。有人過於焦慮而過早作出極端反應，有人過於輕鬆而低估疫情。而且，人類其實不太適合長期在極端壓力與焦慮下作出反應，長期防疫會使我們行為疲勞（behavioural fatigue），過多的防疫資訊也會導致資訊疲勞（information fatigue），防疫已過半年，我們不難發現身邊人行為兩極化（polarization）。一邊廂因疲勞開始鬆懈，慢慢「佛系」抗疫；另一邊廂，有人長期精神繃緊，對疲情高度警惕，長期疲勞，而且內心憂鬱。數據發現，有44.5%香港市民因為吸收過多疫情資訊而感到憂慮，也有接近四成市民因為閱讀過多資料而不知所措，其統計數字與精神健康部分（圖一）相若，證明資訊疲勞與精神健康息息相關。筆者並非叫人減少接收資訊，不問世事；不過抗疫是場馬拉松，當你過分疲勞，甚至心中不安、焦慮，又或因每日接收海量資訊，神經開始麻木時，筆者建議你暫時抽離一下，只看適量資訊；或者跟自己約法三章，晚上只抽一兩小時接觸資訊，減輕大腦疲勞和心靈負擔。
問責？問誰的責？
人類普遍喜歡獎勵多於責備。早前防疫工作做得不錯，大腦自然因安逸而鬆懈，大多數人很少留意到自己是否出現抗疫疲勞。但最近疫情又開始緊張，人類則產生另一正常反應，就是問責──是天災、是人禍、是誰的責任？就個人防疫措施而言，有八成受訪者認為自己的措施與3、4月期間一樣或更加嚴厲（綜合圖二，市民可以覺得自己沒有鬆懈，卻對自己的防疫措施漸漸失去信心）；同時有六成人認為別人的防疫措施鬆懈了。由此可見，大家都把手指指向對方。香港人到底有沒鬆懈？誰的防疫措施鬆懈了？這些與疫情死灰復燃有無關係？諸如此類的問題，需要更多數據才能搞清楚。我們現在可以做的，除了戴好口罩、減少外出，就是沉着應戰──每日勤於洗手、照顧好自己和家人的日常生活。
香港之前經歷了十數星期的疫情低潮，生活曾經漸漸 「正常」過來。很多人以為已經踏入疫情「收成期」，對摧毁抗疫成果的人感到極度憤怒。可是，除了網上公審泄憤之外，如何確保更多人戴好口罩，做妥防疫措施才是我們的目標。心理學家留意到，人感到不知所措時，會做出一系列不理性的自我防禦（例如向別人謾罵 ，又或自暴自棄，說一句「你唔好理我！」），而沒有認知空間作出更理性的選擇（例如戴上善心人士給予的口罩）。要記住，要其互相攻擊，不如要贏一齊贏，我們的目標是令最多人做好防疫措施。
2020年過了一半，大家都說這是被詛咒的一年。事實上，觀乎歷史，人類每隔幾十年就經歷一次大疫情，以及隨之而來的大時代。筆者也有做關於本地百歲人瑞的研究。從這群走過難、打過仗、捱過餓，又重建過香港的老人見到，人其實可以很強韌。2021年的世界會怎樣？會有疫苗麼？終於可以旅遊嗎？可以除下口罩相見嗎？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希望就是於恐懼中仍然選擇相信」。 筆者特別欣賞當中「恐懼」及「選擇」這兩個詞 ──希望往往在最困難的時間發揮最強大的力量，而於大部分時候，人其實亦有自由選擇以什麼方式，面對生命的起跌。
文//余柏康博士（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博士後研究員）、劉喜寶博士（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編輯//劉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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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26, 2020 at 03:36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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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我們在憂鬱中抗疫- 20200726 - 副刊 - 明報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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