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攝影｜萬蓓琪
臺史博臺灣女人口述歷史拍攝計畫此計畫從2008年開始，陸續進行了4期，最初目標為記錄「經歷過戰爭時期的臺南地區年長女性」，後來逐漸擴大關懷，變為記錄「年長常民女性生命史」，聚焦於女性生命中的「變遷與適應」。目前已訪談超過70位女性，訪談內容跳脫以往「大歷史」的觀點，以日常生活為主。本專欄將持續分享此計畫的成果。
我們透過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全關連）試著尋找「東菱電子關廠工人」。全關連的人告訴我：「東菱結束很久了，也許妳直接找副會長吧！」於是我們得到了「陳奕安」的聯絡方式。不過，在各式各樣的資料裡，東菱自救會的副會長都叫「陳滿屏」。滿腹狐疑，「陳奕安」是誰呢？
依著地址，我們抵達了板橋的這間小吃店。如同街頭巷尾的尋常店家，店旁往外搭出了廚房的工作區，店裡幾張鋪著豔色塑膠布的餐桌，靠牆的櫃子排著紹興、米酒、高粱和玉泉清酒，落地堆疊著醬油和食用油的紙箱。櫃檯旁，掛在高處的電視正播著連續劇，躺椅上的老人半睡半醒。
小吃店後方的門後，突然傳來了爽朗的招呼聲。
「哎呀，就是我啦。」一邊搬開店裡的兩個大電扇招呼著我們，一邊說：「抗爭結束很久了啊，我去學那個姓名學，給自己換了新的名字，看會不會以後比較好運，我們會長我也給她取了一個啊⋯⋯」
從學校走入工廠
奕安出生在屏東一個有9個女兒的務農家庭，排行老七。「我爸爸一輩子種香蕉，是香蕉養大我們一家人的。」國中畢業的時候，雖然上面的姐姐們都已經開始在工廠工作、家裡也不是沒能力讓她繼續讀書，不過求學過程中一直有點叛逆的奕安，就是不想考聯考，只希望快點離開家工作，「想要趕快長大」。她選擇了和東菱電子建教合作的高職，3個月在屏東、3個月到臺北的東菱電子「實習」。從1983年開始「實習」，到1996年關廠，奕安在東菱電子待了13年。
建教生在工廠裡，就是在生產線上做焊接、插件或是包裝，其實和一般工人的工作是一樣的，只是建教生每3個月要回學校上課。「而且學校跟我們說，我們可以不用加班，在工廠裡面晚上還是有安排要上課的；可是領班會要我們加班，有的人為了討好領班，就請假不上課。因為公司安排來上課的通常就是我們的主管或經理，你加班他反而高興，而且加班又有加班費，很多建教生就會去加班。」
「我們是電子科，大概二年級的時候就可以安排去做技術性比較高的工作，因為我都不配合加班，我們班長就一直讓我做勞力性的工作。我也自得其樂，下了班沒有上課的時候就在宿舍交朋友，認識工廠裡的大哥哥大姐姐，在宿舍籃球場那邊彈吉他、吃東西，很快樂，然後我的同學他們都沒有（因為他們都在加班）。」
「你知道，我們鄉下來的孩子，對臺北是有憧憬的。鄉下沒有夜市，叫『商展』，一個禮拜才有一次。來到這邊以後發現天天都有夜市，我好高興啊。而且啊我有個毛病，上班在產線上的時候，都會叫你儘量不要去上廁所，但我就是要去。⋯⋯每天早上，餐廳有外省人做的大饅頭，像碗那麼大，還有配菜、豆漿，你吃一次就扣3塊錢，只要有3塊的我絕對不會去買外面10塊的。但我每天喝了那個豆漿，大概9點就會拉肚子，我同學到現在都還會笑我，明明喝豆漿會拉肚子，為什麼還是每天要喝呢？」一直到畢業以後開始做正職了、自己開始帶線，才改掉了這個奇妙的毛病。
關廠之後，那些以廠為家的日子
奕安晚上喜歡在外面逛，逛著逛著就發現附近的公園有時候會有演講，「工廠其實很封閉。那時候因為選舉，民進黨會在公園演講，現在想想那正是民主剛開始的時候。我對這個很有興趣，下班趕快洗了澡，就去什麼主席之夜啦還是哪裡的晚會，上班開始聽綠色和平電臺，很熱衷這些事。那時候生產線一、二十條，我只是其中一條的小領班，我其實根本不知道要怎麼開始他們說的『勞工意識』。」那時候的東菱其實也有工會，不過面對接下來的變化，當時被少數人把持的所謂「工會」，並沒有發揮應有的功能。
「一開始是積欠工資，像1月的薪水3月才領到。那是在1995年開始的，大概到9月之後就沒有再領到錢了。隔年2月底，突然就說3月1號大家不用來了，大家都很詫異，說關就關了啊？」
開始欠資的初期，奕安拉著自己線上的工人繼續努力工作，相信只要還有產能，公司就還可能回得來。不過後來知道，這樣的想法是太天真了——倒閉關廠的同時，老闆便已脫產落跑。勞資協商沒有著落的這段時間裡，老員工每天還是會回去廠區看看，發現高階主管開始拆除生產線機具，除了被銀行抵押貼了封條的，其它都偷偷運出去變賣。「我們後來的會長，吳菊梅，她的朋友是歌林電子工會的人，他說你們這樣不行啊還有自己的勞工權益啊怎樣怎樣⋯⋯」為了阻止機具變賣、廠房拆除，1996年12月，一百五十幾名員工組成了自救會，號召把自己的戶籍遷到廠址，開始了「以廠為家」的生活。1996年到1998年之間，帶領臺灣經濟突飛猛進的紡織廠、電子代工廠，相繼惡性倒閉，求償無門的失業勞工，在各地進行各種抗爭，東菱電子的住廠抗爭進行了9年5個月又17天，直到2005年8月才落幕。
關廠那年，奕安才28歲，「其實我去找別的工作就好了。可是有的同事做了二十幾年了，差半年、一年就可以退休。我從小生長在一個人很多的家庭，大家一起吃飯的時候，你如果自己很餓一直吃、吃得很快、或是把喜歡的東西吃光，就會被大人罵：『只有你要吃嗎？都不用留給別人嗎？』我是這樣長大的。所以後來我們抗爭，我也覺得就是作為一種公眾的、集體的事情。我在東菱十幾年，體力、各方面全盛的時候，真的是都獻給東菱，所以抗爭的時候才會那麼生氣。」
滿平街上的陳滿屏
「以廠為家」的日子，久了也會無聊，大家在廠裡裝了一檯卡拉OK，沒事的時候就唱歌打發時間，也互相打氣。抗爭結束後奕安開起了可以唱歌的小吃店，而我們拜訪的時候，這間巧合地位在叫做滿平街上的小吃，也和從前那個「陳滿屏」一樣，變成傳奇了。
從15歲當建教生開始，奕安在臺北已經32年了。「現在這個店因為鄰居一直抗議，就沒有卡拉OK了。沒有唱歌以後，生意差很多，我想差不多也是一個因緣，該要回家了。我想回家蓋一個農莊，可以照顧爸爸、在園子裡接待朋友。這樣我們家的姐妹們回來也有地方可以聚，我就是她們的娘家⋯⋯」
家裡的香蕉園，幾年前爸爸已改種了咖啡，種下的隔年就開滿了白色的咖啡花，很美。
※本文出自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觀‧臺灣》第46期「在福爾摩沙旅行」。
September 24, 2020 at 09:45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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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史觀計畫】從前從前，滿平街上有個陳滿屏 - 讀.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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